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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文译介|希望神学
近年来,希望神学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路径。 这种理论更新并非单纯来自神学内部, 而是与全球社会正在经历的重大危机、 跨学科知识转型以及不同宗教文明之间不断深化的相遇密切相关。
文章指出,至少有三个方面推动了当代希望神学的重新发展。 首先,气候变化与新冠疫情等全球性危机不仅是社会、 政治和科学问题,同时也是需要神学和精神性反思的问题。 危机迫使人们重新思考:面对不确定的未来, 人类究竟能够希望什么,又凭借什么继续希望。
其次,“希望”已经超出传统神学研究的边界, 进入心理学、哲学以及社会科学等多个领域。 希望因此不仅是一种关于未来的宗教期待, 同时也成为理解人的欲望、信念、行动以及社会想象的重要概念。
第三,希望构成基督教与其他宗教传统展开对话的重要主题。 希望并非基督教所独有。 那些追求人格完善、终极价值以及人与天、 神圣者或超越性实在之统一的宗教传统, 同样形成了各自关于希望和人类期待的思想资源。 中国宗教与思想传统,特别是儒家关于理想人格和理想社会的思考, 因而能够进入全球“希望”问题的共同讨论。
三重理论背景|Three Contexts of Hope
气候变化与全球疫情促使神学重新进入 关于人类未来、共同责任与精神资源的讨论。
心理学、哲学与社会科学重新发现“希望”, 使其成为连接愿望、信念、可能性与行动的重要概念。
希望并非单一宗教传统的专属概念, 而能够成为基督教与中国儒家等思想传统展开文明对话的共同入口。
从莫尔特曼到当代希望神学
20世纪60年代以来,“希望神学”与德国神学家 Jürgen Moltmann(尤尔根·莫尔特曼)的思想紧密联系。 其1964年出版的《希望神学》成为现代基督教神学的重要思想坐标。
然而,高源教授与萨瑞宁(Risto Saarinen)院士强调,当代世界已经产生新的问题结构。 新一代研究者需要在全球化、生态危机、 疫情、社会分化以及新的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研究背景下, 重新承担书写希望神学的任务。
这意味着当代希望神学既继承莫尔特曼的理论遗产, 又不能简单重复20世纪的神学问题。 它必须进入新的文化环境、科学知识与全球伦理现实之中。
希望的哲学结构|Desire · Belief · Possibility
研究进一步借助当代哲学关于希望的讨论指出, 希望通常包含两个基本维度: 一方面,人对某种结果具有愿望或欲求; 另一方面,人相信这一结果具有实现的可能性。
因此,希望同时具有情感性与认知性。 它既涉及人所渴望的对象, 也涉及人对现实可能性的理解和判断。
更值得注意的是,希望并不必然只指向未来。 人们可以希望某个正在发生的现实尚未走向不可逆转, 也可能通过怀旧式或复原式希望把理想对象投射到过去。 因此,希望能够贯通过去、现在与未来, 成为人理解历史、现实和未来可能性的重要方式。
中国文化与全球希望|Chinese Culture and Global Hope
研究最具跨文明意义的部分, 在于把中国文化与宗教明确纳入当代希望神学的全球讨论。
高源教授(芬兰赫尔辛基大学)与萨瑞宁(Risto Saarinen)院士共同指出,中国宗教传统特别是儒家思想, 同样关注理想人格、理想社会以及人的完善。 因此,如果把希望理解为人对于更完善生命状态、 社会秩序以及终极价值的期待, 中国思想传统就拥有丰富的对话资源。
这一视角突破了把“希望”简单理解为 西方基督教历史意识特有产物的传统模式, 从而为基督教神学与中国思想之间建立新的比较维度。
从危机走向共同未来
文章最终把希望重新放回现实世界。 气候变化、环境问题以及全球疫情所带来的挑战, 要求不同文化与宗教传统共同寻找能够支撑未来社会的价值资源。
希望因此不仅意味着对未来保持乐观, 更意味着在危机之中重新发现能够建设共同社会的价值基础。
在这一意义上, 神学、文化、科学与跨宗教对话并非彼此分离的领域, 而可以共同参与关于人类未来的思想建构。
学术意义|Academic Significance
将传统希望神学推进到疫情、生态危机、 心理学与社会科学共同构成的21世纪问题环境。
将中国儒家关于理想人格与理想社会的思考 纳入基督教希望神学的跨宗教讨论。
以“希望”为共同概念, 探索不同文明如何共同寻找支撑未来社会的价值资源。
正式引文|Citation
Risto Saarinen & Gao Yuan (2022). “A Theology of Hope.” Dialog: A Journal of Theology, 61(1), 11–12. https://doi.org/10.1111/dial.127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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